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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水村“两头婚”的现实样本

标签: 2021-01-12 23:33

12月25日下午,59岁的杭州民丰村(按当地习俗,以下简称水村)村民美芸在厨房忙碌。丈夫出门工作去了,两个孙女放了学,在楼上练字。
美芸解释,在上海工作的亲家要回杭州了。按习惯,每每亲家回来,她都邀他们过来吃饭,两边如朋友般融洽。十年前,美芸的儿子阿斌和儿媳小琪结婚,采用的是近来被推到风口浪尖的“两头婚”形式。2017年至2019年间,复旦大学博士生赵春兰在杭州水村做田野调查时,发现水村中有典型的“两头婚”现象:“两性结配,男方不言娶,女方不说嫁,各自户口不变更;
男女双方家中各自装修新房,夫妻婚后在双方家庭轮流居住; 双方经协商,婚后生两个孩子,分别随父母姓; 有义务赡养双方父母,也有权利继承双方财产;
孩子称双方长辈均为‘爷爷、奶奶’,而无‘外公、外婆’之称谓。”美芸自己对“两头婚”的理解是“小家变大家”,是“独生子女基本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”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评价水村的“两头婚”为“一种传统秩序的延续”。赵春兰认为,在水村出现的“两头婚”,是现代与传统各自退让、磨合的结果,“它必然是一个小范围文化圈内的东西,会有一定的局限性,但也有它特有的社会功能。”不需彩礼,也不备嫁妆小芬34岁,大眼,圆圆脸,在贸易公司上班。她是土生土长的水村人,也是“两头婚”实践者:她生有两个女儿,一个随丈夫的姓,一个姓她的姓,统一用“爷爷奶奶”称呼两边老人;她和丈夫及孩子轮流住在双方父母家,“可能这个礼拜我公公婆婆有事,照顾不到小孩,就回我爸妈家住;有时候我爸妈有事,就到我老公爸妈家住。”小芬称,她是家中独女,还在读书时,父母就有意她未来找个“上门女婿”,“因为他们不想让我‘出去’”。小芬说她也愿意这样,因她也“不想离开家”。村委财务工作人员介绍,水村有760户、3300多人口,村民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好。改革开放前,踞杭州近郊的水村是典型的鱼米之乡,村民靠养蚕、养鱼、种植为生。上世纪90年代后,农业收益减少,工商业发展,且许多农地逐渐被征用,村民便开始进厂务工、自主创业。征地时,每户每口人能得到8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补偿,“基本一家能换两三套房。”少部分人还未被征地,但通常会在自建房中划出一两层做出租用,租金收益也算丰厚。据村委会统计数据,2019年,水村村民人均收入4万元。走进水村大道,左手边是清一色三层以上自建房。婚后过节,小琪与阿斌也无需以儿媳或女婿的名义赠送孝礼,“基本不去计较礼节上的东西了,反正都是一家人,不分家,而且最后钱都是给孩子的。”
赵春兰在这点上深有感触。她是水村邻村人,家人们也奉行较传统的价值观。她是“嫁”出去的,因此每年过年,“回娘家”探望,总要花一万多元买礼品,送给叔叔伯伯。“因为已经算‘分家’了,作为出嫁的女儿就必须买东西回去。”“两头婚”面对的另一个质疑,是未来财产分割的公平性。“生两个小孩,一个姓你老公的,一个姓你的。到时候会不会两边的爷爷奶奶,各自把钱留给跟自己姓的小孩呢?如果两边资产差不多还好,要是差得多,怎么保持公平?”“两头婚”的坚定反对者老许问。美芸则称自己从未产生过区别对待的想法,因两个孩子都由她带,她一样地疼。但她分析,或许会有偏心眼的爷爷奶奶,“比如说只带跟自己姓的小孩,那情感上多多少少会有偏向的,对不对?”美芸说,自她出嫁起,就失去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机会,从当地传统来讲,上一代的家产尽数要给家中男丁。“我父母的钱明确说了都是给我哥哥的。如果给女儿的话,要打架的,就等于给外姓人了。”如今,“两头婚”带来的双边姓氏继承,使女方家庭免去财产落入“外姓”之手的担心。美芸一家人已经谈拢,她与丈夫在百年后将财产全部留给儿子,小琪也会得到来自她父母的那一份。届时夫妻俩要如何再为两个女儿划分财产,“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。”赵春兰说,在今天,水村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会采用“两头婚”的结婚形式。而到目前为止,“两头婚”中的实践者们都还算年轻,养育的孩子最大也不过十来岁,尚未面临过老人故去、财产分割的问题。她相信,“两头婚”的最终走向,还需时间来证明。(文中美芸、小琪、阿斌、小芬、阿阮、老许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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