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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周恩来卫士、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

标签: 2021-03-06 23:33

1月8日,是周总理逝世45周年纪念日。

近日,》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高振普1938年出生于山东济宁,1956年调任中央警卫局,1961年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卫士,1983年任邓颖超警卫秘书,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。1991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,1998年退休,现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。

前后在周恩来、邓颖超身边工作31年,高振普见证了周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和崇高风范。在担任周恩来警卫期间,他亲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“九一三”等重大历史事件。周恩来、邓颖超逝世后,高振普遵从两位老人遗愿,参与处理后事,并把两位老人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。
“两位老人奉献、忘我,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做事,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顾全大局,一点都没掺杂私念,干干净净。”近日,高振普将军接受就行了。”
当时是特殊困难时期,中央有要求,开会不招待茶水,需要自费买茶。总理乘车一走,我马上给会场工作人员打电话,请他们照顾一下,并请服务员给总理备一杯茶水,茶钱以后付。总理开会回来,已过了吃饭的时间。刚吃上饭,他就把我叫去,问我:“今天开会我喝的茶是哪里的?”“是我叫服务员给你的。”“钱给了吗?”“已叫服务员记账了,下次一块给。”
总理一边吃饭,一边对我说:“现在已经规定,中央开会不招待茶,今天的茶可以不给我要,我一次不喝茶水没有什么关系,而且会场也没卖茶。”我一时没有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意思,说:“您昨晚睡得那么少,喝点茶,可以提提精神。”
总理放下手中的筷子,加重语气说:“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暂时困难时期,人民生活很艰苦,我少喝一杯茶又算什么?”我才觉察到今天的事不单是一杯茶的问题了。邓大姐坐在饭桌旁,看出我有点紧张,就对总理解释说:“小高来咱家不久,对你的情况还没完全了解,不要批评吧。”总理忙说:“就是因为他刚来,我要告诉他,并不是批评他,是提醒他注意。”
我此时又紧张又内疚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过了一会,总理接着说:“我给你们规定几条,你们可以研究一下。在我这里工作,为我办事,要先征得我的同意;要把你们和我联系起来;要和我的职位联系起来;要和政治联系起来;要和全国人民联系起来;要时刻想到六亿人民。”
我马上向总理表示,把他的这些指示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,今后一定注意。总理说:“我不是什么指示,不过是帮助你们认识这个问题就是了。”我把总理的一番谈话,向卫士长成元功报告了。他马上组织我们座谈,规定了在北京开会和离京去外地都自带茶叶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。
虽然是一杯茶,但教训深刻,这就是要求我们不要搞特殊化,不要借总理的权力去办事。周恩来、邓颖超对自己要求严格,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同样是很严格的,无论是哪一方面,从来不搞特殊化,在总理、大姐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有这种切身体会。
向周恩来最后告别
工作多年,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,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。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……”
听了大姐的这一番话,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。这是对我俩多大的信任啊!我们当即表示:“请大姐放心,一定完成好。”
最后,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。汪东兴同志具体布置这次任务,指定由罗青长(长期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)、郭玉峰(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)、张树迎和我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,并对我们说:已经确定了投撒骨灰的地点。什么时间撒,听从机长的命令。
1月15日下午,追悼大会结束后,晚7时半左右,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。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。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,穿过大会堂地下室,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。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、保健医生陈士葆、护士刘新莲陪着,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,离开了大会堂,向东驶去。
晚8时许,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。一架平时作为洒农药用的安–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。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。北京的上空,笼罩着乌云。按照计划,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。
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。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,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,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,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。然后向天津飞去。飞机临近天津,借着月光,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。
在黄河入海口,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,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。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,中间没停留,按照选定的投放点,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,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,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重托。
新京报:这之后你就留在邓颖超身边工作?
高振普:总理逝世后,我和张树迎都回到了中央警卫局,我做参谋工作。当时,邓大姐对我们说:“西花厅的大门对你俩是开着的,什么时候想来就来,用不着联系。”离开后,我时刻惦记着大姐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邓大姐被增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按规定是可以派警卫员的,邓大姐坚持不要,不增加编制。对她的外出活动,警卫局都视情况派人随卫,而且是选派她熟悉的人。后来,局领导明确对我讲,以后邓大姐在京的活动主要由我跟随。
邓大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多次出国,有些国家都是破格接待。八次出国,我和庞廷金轮流随卫。随着时间推移,邓大姐年事已高,国事、外事也多,赵炜一个人忙里忙外顾不过来。邓大姐点名要我来当她的警卫秘书,于是,我于1983年3月26日,又回到了邓大姐身边,回到了我离开六年的西花厅。
一直到1992年邓大姐去世,实际上,我在两位老人身边待了一共31年。
新京报:邓颖超逝世后,你也参与了后事处理过程。
高振普:“我的骨灰撒向海河。”这是邓大姐生前多次交代的。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,邓大姐不幸去世。遵照邓大姐丧事从简的遗嘱,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向海河。
7月17日,邓大姐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。上午8时,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送别仪式,中央领导江泽民、李鹏、乔石、杨尚昆、万里、李瑞环、姚依林等把邓大姐的遗体送上灵车。灵车行进在十里长街,送别的人们早已等候在大街两旁,他们肃立而站,目送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七十多年的先辈。
7月17日晚,我们把邓大姐的骨灰捧回西花厅,安放在后厅。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,想让邓大姐再在家住一个晚上,我们和她度过最后一夜。
18日早6时,我们开始准备,把骨灰移放到前厅的灵堂,等待着领导同志起灵。8时,在宋平、温家宝、陈慕华等领导的护送下,邓大姐乘上她生前的坐车,告别了西花厅,告别了送别的人群,向天津驶去。
天津海河畔的人们,早已等候在沿街的两旁。天津的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集会,举行隆重告别仪式后,我们登上了承担运送骨灰的“新海河”号船。“新海河”号船驶向入海口,按照约定的地点,先由宋平、温家宝、陈慕华、谭绍山、杨德中等向海河撒下鲜花,再由赵炜、我和亲属及工作人员同时把骨灰、花瓣撒向海河。
1992年7月18日,在天津“新海河”号轮船上,高振普撒邓颖超骨灰
16年前,我与张树迎亲手把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这海河里。这次我们又把邓大姐的骨灰撒在了海河。两次骨灰的撒放,两次痛心的惜别,两次不同的方式。
谈影响与纪念”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宣传要实事求是,要保证真实性”

新京报:我们知道,你爱人高秀英也曾在邓颖超身边工作。她对总理、邓大姐也是有很深的感情吧?
高振普:我和爱人高秀英都是1956年调到中南海工作,我调到西花厅,她在服务处。她给多位中央领导服务过,为邓大姐服务时间较长,周总理邓大姐称我为“男高”,称她为“女高”。1964年我去当兵锻炼,西花厅的服务员又不在,邓大姐就叫她去替班。1988年退休后,她还多次到西花厅去陪伴邓大姐。
邓颖超约见高振普及夫人高秀英、儿子高军
她对两位老人的感情很深。1976年,在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上,她刚进去就晕倒了。每逢周总理、邓大姐的纪念日活动,她都积极参加。这几年她身体不太好,这次听说你们要采访我,她就止不住地流眼泪,她实在太思念两位老人了。
新京报:你认为两位老人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?
高振普: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奉献、忘我精神,为老百姓做事,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顾全大局,全心全意。勤政廉洁,两袖清风。
他们的言传身教,在细微之处熏陶着我们。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政治上,周总理邓大姐总是关心、爱护、教育、培养我们,我们敬仰他们,终生难忘。
新京报:每年你们是怎么纪念总理的?
高振普:最开始没有纪念堂时,1月8日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不用通知就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,戴着花默哀。后来有了纪念堂、周恩来纪念室,我们也自发地一起去,参加的人越来越多,有周恩来精神的研发人员和专家,全国各地也有各种纪念活动。
今年因为疫情影响,我们聚不了了,我就用这本新书来怀念两位老人。
新京报:今年是建党100周年,我们应如何继承老一辈革命家遗志,学好历史?
高振普:应该按照中央号召的加强党的革命传统教育,学习继承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品德。响应党中央号召,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。
另外,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宣传要实事求是,要保证真实性,反对历史虚无主义,不要搞虚假的东西。
撰稿、摄影/ 新京报记者 何强  校对 卢茜 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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